本周连续两名“百名红通人员”归案大量案件细节曝光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，在中央反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，两名“百名红通人员”莫佩芬、肖建明分别于5月28日和5月29日回国投案并愿积极退赃。截至目前，全国“百名红通人员”已到案58人，其中党的十九大后到案10人。对此，网站发布评论文章称，正义从来不会缺席。
今日，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了题为《一追到底 击碎外逃美梦》的文章天博体育，其中透露了不少两人案件背后的故事细节，人民网·中国党新闻网为您梳理其中看点。
莫佩芬的出逃早有预谋。2007年至2011年，莫佩芬在担任浙江省杭州西溪阳光实业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期间，涉嫌利用职务便利，通过采用虚假冲账等手段，非法占有公司巨额资金，并将丈夫、女儿共同受贿部分所得转移至国外账户。
外逃后，莫佩芬在境外找到了工作，购置了车房。然而，她那颗悬着的心却始终没有放下，得知自己被列为“百名红通人员”后她感到非常惶恐，在海外的生活也因为国内相关资产被冻结而变得愈发艰难。外逃6年来，莫佩芬不断从新闻媒体上了解到国内追逃追赃的决心和典型案例，一点点浇灭了她滞留他国、逍遥法外的美梦。
曾费尽心机策划出逃的她，发现外逃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在一次聚会中偶尔得知家人一直在找她，莫佩芬当即表示愿意与家人建立联系。在亲情感化天博体育、政策感召、法律震慑等多重作用下，莫佩芬主动选择回国投案并积极退赃，“不希望在国外了此残生”。
在担任国有企业云锡集团董事长期间，肖建明涉嫌在国内收受大额贿赂，并利用职权安排亲属在云锡集团境外投资企业冒领数额不菲的薪水。外逃之前，肖建明还通过各种手段安排主要关系人移居海外，并在海外购置了房产。以为已经铺好后路、准备享受“天堂生活”的他，甚至给云南省追逃办写信，称“不要找我了，不回国了，就要客死他乡”。
然而情况并没有向他预想的方向发展。在其外逃后，我方积极与外方开展司法交流合作，依法冻结肖建明及其家人在国内银行的涉案存款。2015年中央追逃办将其列为“百名红通人员”，2017年4月和2018年6月，中央追逃办两次集中曝光外逃人员线索，肖建明均位列其中。2018年8月，国家监委等五部委《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》发布后，肖建明态度转变较大，表示愿意考虑回国投案。
莫佩芬、肖建明案都是中央追逃办挂牌督办的重点案件。两人外逃后，中央追逃办多次召开协调会并赴实地进行督导，明确工作方向，制定追逃策略。浙江、云南省追逃办积极协调相关部门，利用监察体制改革契机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，设立专人专班，因人施策持续升级战法，使追逃追赃举措愈发精准有效。
莫佩芬出逃后，在中央追逃办指导下，浙江省追逃办协调杭州市追逃办等部门，对其重要关系人等情况进行了细致摸排，并将国内情况、追逃形势、我方政策等进行了详细说明，促使其家人和重要关系人配合开展劝返工作。
在肖建明案中，相关部门迅速查清了其在国内涉嫌违纪违法的情况，固定了相关证据，为后续工作开展打下坚实基础。在中央追逃办指导下，云南省追逃办组建专案专班，深挖相关问题线索。中央追逃办多次到云南会商指导相关工作。云南省纪委监委主要负责同志多次听取专题汇报，省纪委监委专门成立国际合作室，并牵头协调省公安厅、省国资委、云锡集团等相关单位开展工作。
此外，更多运用司法执法合作渠道开展追逃追赃，比如引渡、司法协作、异地追诉、遣返、请外国承认和执行我法院冻结令或没收裁定等，不断提高追逃追赃的规范化、法治化水平。这点在肖建明一案中有充分体现。肖建明在出逃前，就涉嫌安排亲属在云锡集团境外投资企业“吃空饷”，两人涉嫌共同贪污，数额巨大。对此，受害单位依法在境外对肖建明等提起民事诉讼，对其造成巨大压力，成为促使其下定决心回国投案的重要因素。
针对部分外逃人员提前将赃款提前转移到境外的问题，中央追逃办将今年确定为追赃工作年，一方面要求对外逃人员在国内外动产、不动产，依法应冻尽冻、应收尽收，努力实现赃款在境内“藏不住、转不出”，另一方面推动与多国建立涉案赃款查找、冻结、返还合作机制天博体育，力争赃款在境外“找得到、追得回”。